秧马歌

这首诗歌咏了当时农民创造的新式农具“秧马”在种稻中的良好效能，记述了秧马的形制，表明诗人即使在贬谪中仍然关心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想借此诗使秧马得以更广泛地推广。这是苏轼开拓宋诗题材的出新之作，也是仅存的关于秧马的珍贵资料。

诗前小序与诗是互为补充、结为一体的。序文首先说明了作《秧马歌》的起因。诗人途经庐陵时，受到了曾安止的热情款待。曾安止此时已“致仕”，他拿出自己所作《禾谱》请苏轼过目，从而引起苏轼作《秧马歌》的动机。序文肯定了《禾谱》一书的成绩，但“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这并非批评，而是感到不满足，很遗憾，语气平缓，很得体，只会拓开对方的思路，不致伤害情感。

由泛说农器具体到秧马，以见出“谱农器”的必要，行文过渡得很自然。“予昔游武昌”，指十多年前苏轼贬居黄州时期。“见农夫皆骑秧马”，点出歌与序中所咏述的中心事物。秧马是新鲜事物，赣江流域的人们还未见过，所以小序以其一半篇幅，介绍了“秧马”的形状、制造、操作及功效：其形状是，腹像昂首翘尾的小船，背似覆盖的瓦片，很便于农人两腿骑坐；其制作用料是，腹用榆枣制成，背用楸桐作成，前者使滑利，后者使轻巧；其操作方法是，将草捆着的秧苗系在“马头”上，然后人骑着它像鸟雀跳跃一般走在泥田中；其功效是，能日插千畦秧苗，既提高了插秧效率，又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诗与文体制不同，写法也就各异。诗要以形象去感染读者，文则要平实，要讲明事理。榆、枣木质坚硬，楸、桐木质松软，为腹为背，出于“滑”“轻”的不同目的，内里含着因果关系。“昂其首尾”可以减少摩擦力，“以便两髀”则骑坐舒适，事理自明。语言运用上，两两对偶，又前后分承，富有逻辑性，也与诗歌的氛围相融。歌与序虽都写秧马，却着眼点不同，互为表里，并行不悖。写秧马的操作和功效也是如此，“雀跃”一词筛选精妙，既传轻快之神，又含欢快之情，也来得生动。“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暗中也申明了作《秧马歌》的用意。

接着，诗人又查考典籍，认为《史记·夏本纪》云夏禹治水时，曾“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其中泥行所乘之橇，据裴骃解释，其形如箕，划动着行走在泥路上，大概就是秧马一类器具。诗人兴趣盎然地考证了秧马的来源。介绍农器“秧马”以补《禾谱》之缺，虽是诗序，实属应用一类文字，本易流于肤廓、呆板，但诗人以形象化的笔法、精炼清新的语言、生动鲜明的比喻，对秧马作了穷形尽相的描写，使其呈现在读者面前。

诗的前六句写春雨霏霏，秧苗青翠，农夫奋力栽秧的辛苦，为下文写秧马的便利功用张本。诗人用“腰如箜篌首啄鸡”比喻，写出了传统插秧方法弯腰曲背的苦状。自“我有桐马手自提”开始，情绪陡然一转，变得昂扬和风趣。“我有桐马手自提”以下四句写秧马的外观及功用，“耸踊滑汰如凫鹥”以下四句写秧马的轻快便利，“山城欲闭闻鼓鼙”以下四句写秧马的品格：奋力农事，无欲无求。诗人用了一连串精当的比喻，描写栩栩如生，想象丰富，笔力奇肆。诗人把秧马同真马对比，突出了秧马胜过真马的优越性。这种秧马有很多优点：一是轻，手都提得起；二是滑，就像鸥鸟翱翔一般轻快；三是不用马腹带（“繁缨”）、马络头（“月题”），也不吃草料，回家后把它高高地挂在墙上，不饥不啼；四是功效高，城中报告天黑的鼓鼙声起，骑着它插秧就像刘备骑着的卢马跃过檀溪一般快。诗人抓住“秧马似马”这个基本比喻，加以引申、发挥和联想，把秧马当作真马来写，写得秧马超过了真马，确实是“笔笔欲活”。结尾三句写农夫对秧马的喜爱。贵公子对农民的讥嘲当然属于轻薄，而农夫以自有秧马来反击贵公子的嘲笑，则活画出农夫的诙谐幽默，农夫对自己创制的秧马的喜爱也尽在不言之中，诗人设想奇妙无比。

后来，苏轼在惠州博罗县遇到了勤民恤农的县令林抃，便把《秧马歌》抄示给他。林抃带领一些农民，按式打造，试验起来——“躬率田者，制作阅试”（苏轼《题秧马歌后》）。而且收效甚佳，“惠州民皆已施用，民甚便之”。林抃等人经过试验，发现秧马尚有缺陷：“背虽当如覆瓦，然须起首尾如马鞍状，使前欲有力”（苏轼《题秧马歌后》）。于是，苏轼又在推广秧马过程中，将它逐步改进，使之日臻完善。此后，四方百姓纷至沓来，取经效法。

全诗以轻快的笔调、喜悦的心情，描绘了秧马比活马还要灵巧优越的形象和农民骑着它插秧的生动场景，反映了劳动人民从事生产的高度智慧。苏轼介绍并推广先进农具，体现出他重视农业生产和对农业技术革新的一片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