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师表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立论于汉贼不两立和敌强我弱的严峻事实，向后主阐明北伐不仅是为实现先帝的遗愿，也是关系到蜀汉的生死存亡，不能因“议者”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动摇。正因为此表涉及军事态势的分析，事关蜀汉的安危，其忠贞壮烈之气，似又超过《前出师表》。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句，正是作者在当时形势下所表露的坚贞誓言，令人读来肃然起敬。

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审时度势出发，高屋建瓴地指出讨伐曹魏是巩固蜀汉政权、兴复汉室江山的当务之急。文章的立论，由先帝刘备伐魏的决策开始，坐实到刘备托付诸葛亮伐魏这一重大任务之上。作者用了“惟坐待亡，孰与伐之”这一无可选择的反问句，说明了这次出师，乃是非伐不可的大事，决不能有所怀疑。

第二部分综论蜀中非议的错误。文章从两个方面立论：一是先帝遗意的决心，一是当前形势的有利，指明此刻出师，是为最佳时机，决不能宴然自惜，偏安蜀郡，得出了“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的结论。

第三部分是全文的主要部分，诸葛亮从六个方面具体驳斥了蜀中非议的错误：（一）从汉代开国之主刘邦“涉险被创，危然后安”的历史教训出发，说明决不能坐定待胜；（二）从刘繇、王朗不思进取，坐待东吴强大的历史教训出发，说明决不能不战而使敌人壮大；（三）从足智多谋的曹操屡遭困厄的历史教训出发，说明难以不危而定；（四）从才能过人的曹操一再失误的历史教训出发，说明难以庸才取胜；（五）从老兵老将逐渐衰亡的现状出发，说明愈迟进军则愈少兵将，今后更是难以图敌；（六）从当前蜀国的人力财力现状出发，说明拖延愈久则因难愈多，以小战大，难以与敌持久，必须及早图敌，先发制人，才能克敌制胜。这一部分是全文最精彩的段落，论证凿凿有据，论点鲜明，无可反驳，行文层层叠叠，用语激昂慷慨，气势充沛，文情深沉，堪为大手笔，大文章。

第四部分论述世事多变，难以预料，必须尽力而为。文中“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八个大字，铮铮有声，充分体现了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忠肝义胆，是全文高潮之所在，也是诸葛亮人格璀璨光辉之所在。

前后两表，全面地表达了诸葛亮伐魏兴汉的决心和信心，但两表的重点有所不同，《前出师表》以开导后主刘禅的昏庸为主，《后出师表》以审时度势坚定出师的决心为主。较之前表而言，后表的重点放在了表达军事方略以及对此次北伐持有反对意见人的驳难上。因为重点是驳斥反对北伐的人，所以文章以议论见长。既是议论，就免不了论点、论据和论证三部分，而文章就是围绕着这三要素进行的。

文章的中心论点集中在第二次北伐该不该进行，该如何进行上。为此，作者通过三方面的陈述来论证这个中心论点。首先，“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此乃先皇“临崩寄臣以大事”，这一论据是文章的前提，抬出先帝的遗命来证明此次北伐的必要，极具权威性。况且在当时那个才弱敌强的情况下，“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将论据与当时蜀汉所面临的形势紧密结合起来，避免了空洞的说教，更见政治家之本色。为安定国内人心，使之支持北伐，诸葛亮一再重申自己为之复出的努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说明国家已做好充分准备，有足够力量“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时，曹魏政权“适疲于西，又务于东”，腹背受敌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就为北伐胜利再添胜算。

以上是诸葛亮就第二次北伐该不该进行的论断，为了取得朝臣支持，他必须就此次北伐的可行性作出回应。针对朝中可能出现的疑虑，文中举了六个未解来辩驳。首先列举了汉高帝刘邦，他虽能“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司马贞《史记索隐》），在打天下过程中仍不免“涉险被创，危然后安”。然后是汉末割据一方的刘繇和王朗，只知“论安言计，动引圣人”，不敢奋起反抗，结果被吞并。这一正一反揭示了战则生，不战则死的道理。由远及近，曹操虽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也同样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才获得了片刻安定局面。以曹操的才华尚且如此，自己怎能“不危而定”，又“何能必胜”。再从两国实力上作比较：军事上打天下的老臣逐渐凋零，经济上迁延不决必将导致“民穷兵疲”，攻守之间“劳费正等”的局面。《孙子兵法》中强调用兵“宜速不宜久”，这是亟须北伐的重要根据。清余诚读至此，曾喟然有感：“顿挫抑扬，反复辩论，似是平列，而文义实由浅入深，一气贯注”，这就是说文中的六个“不解”是按严谨的逻辑顺序来的，是一个逐层深入的系列。

行文至最后，又起波澜。“夫难平者，事也”，意思是事情的结果很难判断，平同“评”，这里是作者的反思。建安十三年，刘备为曹操所溃于当阳，奔走夏口。当时曹操额手相庆，认为天下一统指日可待。但后来刘备联合东吴，在赤壁与曹军决战，大获全胜。进而西取巴蜀，举兵北上，消灭夏侯渊，夺取汉中，使兴复汉室变为了可能，这些都是曹操所始料未及的。然而，就在蜀汉国力蒸蒸日上之时，东吴却背信弃义，攻取荆州，致使关羽败死麦城。刘备为替关羽报仇，同时欲借机一举吞并东吴，却在秭归大败而归。世事无常，于此可见一斑。由此作者得出一结论：凡事如此，难可逆见。这段话，是让蜀国上下有失败亡国的准备，同时也要有统一全国的信心。在成败利钝还难以预知之时，作者唯有“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这份表章作于汉室三分之际，表现了作者兴邦建业，忠贞不二的品格，展示了一位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坚毅的敬业精神。此文善于表达，通过举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毫无呆板说教之嫌。作者为国为君鞠躬尽瘁的精神令后人景仰，一句“死而后已”将那颗赤诚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此文是第一次北伐失败后所作，为提升士气，稳定朝局，作者在议论上气势宏伟，感情上慷慨豪迈。六个“臣之未解”将文章之气逐层提拔以至巅峰。与此同时，说理上义正词严，间接地将苟安之心驳斥地体无完肤。气生于理，理又借助气则更见立论之高远，虽无惊人之笔，但仍很具说服力和震撼效果。

从全文来看，此表不管是诸葛亮本人所作，还是后人的伪托，总体思想是基本上符合诸葛亮为人的；至于“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衍化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成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激励过无数有为之士。因此，不论此文是否出于诸葛亮之手，都是中华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篇章，值得后人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