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行四首

这四首一组咏史边塞诗，有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就是反对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主张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称赞陈陶其诗：“以负神仙之术，或露王霸之说。”他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他还是了然清楚，对于那种“黠虏迢迢未肯和”的情况，他还是主张“不斩天骄莫议归”的。然而在这里，却是他对自己时代主骄臣佞、开边黩武、贻害无穷的委婉谴责。比起盛唐边塞诸作的慷慨激昂来，其中所深蕴的哀怨悲伤情韵，却要悠远得多了。

第一首诗借写汉朝之事来议刺唐朝的扩边政策。前两句直斥唐王朝开边意未已，把战争硬说成是太平盛事，其狂骄神态可想而知，而下面臣子一味逢迎溜须拍马，竟无一人敢在朝廷直谏议论，撤退开边将士。两句诗借古喻今，有感而发，情蕴理中，思与境偕，具有一种跨越时空、古今的历史感。正是这种基于自己时代的历史反思，才赋予下面两句诗的议论带有着意象迅速转换的特点，内涵感情潜流的激荡汹涌，不断引发读者的艺术想象力。

“纵饶夺得林胡塞，碛地桑麻种不成。”即使边疆将士为国奋战，侵夺了大片土地，那也是一片沙漠地带。不要说无法种糊口的粮食，就是桑麻这些织料也是“种不成”的。语气退让一步，深含种种疑虑。这里有对唐皇好大喜功、开边黩武的强烈愤慨，有对朝臣歌功颂德、无人议非的无情蔑视，有对边地将士艰苦生活的历历关注，也有对匈奴人民被迫弃家去国的息息同情。所有这一切矛盾心境、杂糅感情，都统统包蕴在两句诗中，令人领悟不尽、感慨万千。

第二首诗是作者的代表作，赞扬了戍边战士奋勇杀敌，不畏牺牲的爱国精神，表现了诗人对在家中依然苦若相思并期待他们回家的妻子和情人们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战争的沉痛控诉。虚实相对，宛若电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诗情凄楚，吟来潸然泪下。

首二句以精炼概括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军誓死杀敌，奋不顾身，但结果五千将士全部丧身“胡尘”。“誓扫”、“不顾”，表现了唐军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献身精神。唐代羽林军穿锦衣貂裘，这里借指精锐部队。部队如此精良，战死者达五千之众，足见战斗之激烈和伤亡之惨重。

接着，笔锋一转，逼出正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里没有直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而是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闺梦”联系起来，写闺中妻子不知征人战死，仍然在梦中想见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诗产生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确知亲人的下落，毕竟是一种告慰。而这里，长年音讯杳然，征人早已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妻子却还在梦境之中盼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觉察，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明代杨慎《升庵诗话》认为，此诗化用了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意，称它“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贾文着力渲染孤儿寡母遥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气氛，写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写家人“设祭”、“想魂”，已知征人战死。而陈陶诗中的少妇则深信丈夫还活着，丝毫不疑其已经死去，几番梦中相逢。诗意更深挚，情景更凄惨，因而也更能使人一洒同情之泪。

这诗的跌宕处全在三、四两句。“可怜”句紧承前句，为题中之义；“犹是”句荡开一笔，另辟新境。“无定河边骨”和“春闺梦里人”，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一边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迥异，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诗人对战死者及其家人的无限同情。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赞赏此诗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责前二句“筋骨毕露”，后二句为其所累。其实，首句写唐军将士奋不顾身“誓扫匈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写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间丧身于“胡尘”，确实令人痛惜。征人战死得悲壮，少妇的命运就更值得同情。所以这些描写正是为后二句表现少妇思念征人张本。可以说，若无前二句明白畅达的叙述描写作铺垫，想亦难见后二句“用意”之“工妙”。

第三首诗写已戊边三年的士兵看到致人新兵换防一事，表现了对外战争的长期性以及对死亡将士深切同情。第四首诗写敌人的顽强表现了战争的长期性，同时也表现了和亲政策对外来少数民族的汉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