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枢密韩太尉书

干谒类诗文很不好写，容易落入俗套：阿谀奉迎对方，对对方有不切实际的溢美之词，而把自己写得委琐卑微。干谒诗文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如唐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李白《与韩荆州书》那样的上乘之作，却很寥寥。苏辙的这封干谒信写得不卑不亢，切合身份，而又立意高远，因而被推为佳作，为人传诵，经世不衰。

此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掩住“干谒”的意图，仅介绍自己的“好为文”，并谈“为文之气“以为文者，气之所形”，“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这就涉及了自汉以来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不能不引起韩琦的高度重视。随后作者列举孟子及司马迁之文。分别说：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文章“宽厚宏博”；司马迁“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再合说二子之文，“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这样介绍，是要让韩琦了解自己“颇有识见”“此其志不在小”，以便产生好感，引荐擢拔，仍是干谒内容之所需，只是说得迂回一些罢了。此文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在于苏辙对“文气”的主张，他继承和发展了曹丕、韩愈以来的“文气”理论。曹丕说：“文以气为主，不可力强而致。”（《典论·论文》）韩愈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异。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孟子所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侧重于主观道德修养，对为文者颇为重要。作者强调司马迁之文有“奇气”是与他“周览四海“、与“豪俊交游”分不开的，这是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主张的引申，指出丰富的阅历对养气为文同样不可或缺。苏辙关于“文气”的主张是进步的，对推动文学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段：呼应上段说的“养气”，叙写求天下奇闻壮观、并与名人交游以养自身之气。实际是继续介绍自己，以使韩琦有进一步的了解。先写居家囿于见闻：“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所读书又是“皆古人之陈迹“，这就自然托出下文的“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这层文意。下面依次先写北上沿途的自然景观：终南、嵩、华之高，黄河之奔流；再写京师的人文景观：天子宫阙之壮，仓魔、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最后落实到所见之名人“翰林欧阳公“及贤士大夫。文字间流露出的满足感，便隐含有以独未见太尉为憾之意。

第三段：暂时截住“以独不见太尉为憾”这层意思不说，而是继续“蓄势”，先表太尉的雄才大略对内修政务、外固国防的决定性作用，“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字里行间含有无限钦敬、仰慕、渴求一见以聆听教诲之情。于是水到渠成地逼出段末一句来表达“而辙也未之见焉”之憾。而要想“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则只有“愿得观贤人之光耀”，即韩琦能答应见上一面。

最末一段：明确提出“向之来”的目的，“非有取于斗升之禄”，把进士及第的头等大事，说成是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这话就奇了，封建社会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就是通过进士及第走上仕途，这是他们的终南捷径。苏辙也不能例外。他所以把进士及第说得很轻，似乎中与不中都无所谓，是在于强调为文养气，“求天下奇闻壮观”，一睹韩太尉的风采，“以尽天下之大观”。其实封建社会一位德高望重的重臣，再开明也不会仅凭一封干谒信便贸然接见西蜀的一名文学青年，苏辙请求韩琦接见的唯一“资本”，恐怕就是十九岁便有卓越识见中了进士。

苏辙的这封干谒信，确实立意高远，非同凡响。他把写作同个人道德修养密切联系起来，同社会和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强调增广见闻、丰富历练的重要性，这些都是正确的，并带有一定的创见。他胸有大志，积极向上，不满足于较为闭塞的居家生活，渴望走向广阔而精彩的外部世界，去寻求创作的素材和灵感，去积淀自己的生活，这些态度和锐气，都是难能可贵、值得赞许的。

此文多少还有些浮夸和阿谀的痕迹；说“文不可以学而能”，也似嫌武断，带有不可知论的神秘色彩；把“百氏之书”视之为“皆古人之陈迹”，话说得也有点过头。但这些都是白璧微瑕，是瑕不掩瑜的。

此文在艺术方面，有如下一些特色：首先是“注意在此，而立言在彼”。清人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评语下得精辟而概括。此文明明是一篇干谒文字，干谒是实，想求见韩太尉，得到赏识提拔，即所谓“注意在此“；明明为文养气为虚，却偏偏从正面谈起，而将干谒的题旨掩住，即所谓“立言在彼”。这样写效果很好，同样起到“干谒”的作用，并且避免落入常人窠臼。其次是采用烘云托月的手法。作者为了表明对韩琦的无限仰慕和崇敬，先用恣观终南、嵩、华名山及奔流之黄河来陪衬，再用仰观京师宫阙之壮及仓虞等之富且大来烘托，最后又用翰林欧阳公议论之宏辩、容貌之秀伟来渲染，便显见得遇韩太尉确乎是“高山仰止”，确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了。复次，承袭太史公《史记》之遗风，行文疏荡，颇有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