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1.辨奸：辨析奸邪。论：文体名。
2.“事有”二句：意谓事理和人情都有它必然如此的一面。
3.静者：指深得清静之道、超然恬静的人。见微而知著：看到事物的细微征兆，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和结果。
4.月晕而风：月晕出现，就要刮风。月晕，月亮周围的光环。
5.础润：石基湿润。础，柱子下面的石墩。
6.推移：发展变化。
7.疏阔：宽大广阔。这里有渺茫难以捉摸的意思。
8.孰与：表示选择，哪里比得上。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9.中：内心。
10.夺其外：谓左右其行动。
11.山巨源：山涛，字巨源，晋初名士，“竹林七贤”之一，任吏部尚书，选用官员，他都各为品评。王衍：字夷甫，官至尚书令、太尉。有盛才，容貌秀美，好玄言，喜老庄，以清淡为事。
12.郭汾阳：即郭子仪，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封为汾阳郡王。卢杞：字子良，唐德宗时宰相。容貌丑陋，为人贪残。
13.不忮（zhì）不求：不嫉妒不贪求。
14.与物浮沉：随波逐流的意思。
15.使：假使。惠帝：晋惠帝司马衷，性痴呆。
16.中主：中等才能的皇帝。
17.眩世：欺世。眩，迷惑。
18.德宗：唐德宗李适。鄙暗：鄙陋昏庸。
19.二公：指山涛和郭子仪。二子：指王衍和卢杞。容：或许。
20.夷：伯夷。齐：叔齐。二人均为孤竹君之子。商亡后，他们誓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之上。
21.相与：互相勾结。造作言语：谓制造舆论。
22.私立名字：谓自我宣扬，自我标榜。
23.颜渊：孔子的弟子。在七十二弟子中以德著称，后世儒者尊为“复圣”。孟轲：即孟子，先秦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后世儒者尊为“亚圣”。
24.异趣：志向不同。
25.浣（huàn）：洗濯。
26.臣虏：奴仆。
27.彘（zhì）：猪。
28.囚首丧面：披头散发如同囚犯，头不梳脸不洗如同居丧的人，形容不注意修饰。
29.鲜：少。奸慝（tè）：奸邪。
30.济：成就。未形之患：尚未显露的祸患。
31.孙子：名武，战国时齐人，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
32.斯人：这个人。
33.知言：有远见之言。
事物有必然的发展趋势和结果，道理有它正确的答案。天下只有头脑客观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的现象和变化中，看到未来的征兆。月亮周围出现大光环，即是要刮风了，石墩上面返潮湿润，即是要下雨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然而即使是贤明的人，对身边的世事也会有察觉不出来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喜好和憎恶的情感搅乱了他们的思想，而利害得失的考虑又支配了他们的判断。
从前，山巨源看见王衍，他说：“将来贻误天下百姓的，必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他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都将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说来，一些事情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到的。不过，在我来看，王衍这个人，他的相貌谈吐，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求贪图，只不过随波逐流而已。假使晋国当时不是惠帝这样的昏君当政，而遇上哪怕只是有中等才干的君主，那么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能凭什么搞乱天下呢？卢杞的奸恶阴险，确实也足以败坏国家，然而这个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若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他又凭什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巨源、郭汾阳二公预料的王衍、卢杞二人的未来，或许未必一定就是那种结局。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嘴上讲着孔子和老子的言论，效仿伯夷和叔齐的行业，搜罗聚集了一些贪图虚名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而骨子里却是阴险毒辣，与一般人的意趣背道而驰，我看他们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体的角色，其祸害岂是言语能讲得清啊！脸脏了不忘要清洗，衣服脏了不忘要浣净，这是人的最普通的至理常情。这个人现在却不是这样，穿的是像奴仆穿的衣服，吃的像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满脸污垢脏似居丧，却又满口高谈《诗经》《尚书》之中圣人的言论，难道还合乎情理吗？大凡为人处世不近人之常理常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贼的，正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一类的人啊。用其盖世的好名声，来相助成就其尚未实现的祸心，虽然这世上有愿意励精图治的明主，有喜贤爱才的宰相，也不免受迷惑而要举拔、重用他。如此，这种人将予天下带来祸患，则是必然是毫无疑问的，他的危害就不只是王衍、卢杞二人能比得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假使这个人将来不被重用，那我所说的就算是错了，而这个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了，这样谁又能知道给国家造成的祸害的就是此人呢？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就将要被他祸害，而我却得了个先见之明的美誉，那就太可悲了！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己任，倡导了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运动。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它触犯了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再加上自身的不彻底性和执行中的种种缺陷，一开始就遭到不少权贵的激烈反对。后经“元祐更化”，变法终于破产，但斥骂之声几乎千年不绝。不仅有人把北宋之亡归罪于变法，而且王安石本人也被斥之为祸乱天下、“败国殄民”的千古罪人。
苏洵与王安石一向不和。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王安石之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年），则此篇作于王安石任宰相正式推行新法之前。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载，见于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古文观止》列于苏洵名下。这篇文章最早见于邵伯温所写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说：“《辨奸》一篇，为荆公发也。”苏洵在王安石实行变法之前三年便死了，故学术界认为此文显系伪托，冒苏洵之名，以攻击王安石。清代李绂、蔡上翔力辩此篇乃南宋初年道学家邵伯温托名苏洵的伪作，这一争议尚无定论，即使属于伪作，它反映新旧党争的背景仍没有多大不同。
这是一篇优缺点都很明显的文章。它的优点主要有两方面，一在内容上，一在写作上。内容上，文中提出“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这话很深刻。所谓“静者”，就是不为“好恶”所乱，不为“利害”所夺的人，也就是在审视人事时能保持冷静、客观而又有见识的人，这种人才能发现本质、预见前知，这话很有道理。文中又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话也颇带警策。所谓“不近人情”，也就是矫情，也就是大悖人性，这类人固然也有性格乖僻的，不过确也有本性险恶、另怀深心的。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要以见微知著的锐识去辨认那些不近人情的奸人，以防为其所害，这不论是作为理论，还是经验，对于指导人们去防范、揭露政治生活中的骗子的伪装，都是有意义的。在写作上，论述的中心虽是“辨奸”，笔墨所指处处针对王安石而言，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点出王安石之名。这样写，读者同样清楚文锋之所向，但它又使文章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而非仅为责叱个人所局限，同时又让读者能体会到一种惝怳含蓄之趣、匣剑帷灯之妙。这是运虚写实、以虚指实的写法，用笔高明。文中句式整散结合，时有排比，显得词锋锐利，咄咄逼人。末尾用选择句，如骏马注坡而收缰，看似退后一步，实则是以顿宕收煞，激起有余不尽之意，显得精警而感慨，有一唱三叹之妙。
这篇文章的缺憾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对王安石的指斥、比类是不恰当的。王安石诚然有忙于读书、治事而忘了盥洗、不讲究饮食等等毛病，但是否到了“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的地步有待商榷。即使如此，这不一定算是确切意义上的“不近人情”。如果因新法失败，以及新法中弊端不少，就断定王安石是奸人。这些结论，恐怕读者都很难认同。文中还把王衍、卢杞以及竖刁、易牙、开方这些奸恶嬖丑同王安石相类比，更属不伦。文章的作者在以他的理论来攻击所谓的“今有人”、“斯人”的时候，显然带有很大的意气与私憾，这也恰好有违作者自己所说“静者”的立场。所以《辨奸论》提出的观人之法虽然有意义，但文中影射和攻击王安石的取向却是不可取的。
1.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492页—第494页
2.何香久主编．中国历代名家散文大系·宋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9月．第302页
3.吴楚材，吴调侯著．古文观止．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422页
4.崔承运，刘衍主编．中国散文鉴赏文库 古代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第790页—第7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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