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出塞九首

《晋书·乐志》载汉乐府有《出塞》《入塞》曲，李延年作，是一种以边塞战斗生活为题材的军歌。杜甫作《出塞》曲有多首，先写的九首称为《前出塞》，后写的五首称为《后出塞》。杜甫的前后《出塞》曲，并非军歌，而是借古题写时事，意在讽刺当时进行的不义战争。《前出塞九首》通过描写一个士兵从军西北边疆的艰难历程和复杂感情，尖锐地讽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不义战争，真实地反映了战争给兵士和百姓带来的苦难。

第一首叙述役夫被迫出征、辞亲离家时的悲愤。“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是这组诗的主旨，和《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犹未已”一样，都是借被迫出征士卒之口讽唐玄宗后期的穷兵黩武、恣意开边。卢元昌说：“此拈开边，为诸章眼目，自开元十五年王君㚟启衅，后张忠亮破吐蕃于渴谷，拔其大莫门城；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十七年，张守素破西南蛮，拔昆明及盐城；（信安）王祎破吐蕃于石堡城。十八年，乌承玭破奚、契丹于捺禄山。二十年以后，虽吐蕃又欵，至赤岭之碑仆，衅端又开；与奚、契丹交搆不巳。此皆开边之祸也。”

第二首叙说上路后轻身自奋情状。恣意开边，师出无名，离乡别井，本不欲来。现既已来，岂可受人欺凌，低人一头？脱缰走马，俯身搴旗，初试身手，亦不后人。写此役夫的骁勇，非止见其骁勇，亦见其不甘示弱的倔强性格，更见其有感于“背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而自暴自弃的愤懑心情。举一隅而三隅反，可说极尽艺术之能事了。如果处理不当，写役夫途中的表现，过分渲染其一中那“吞声行负戈”的情绪，就会把他写成毫无血性、毫无骨气的胆小鬼，从而减弱诗歌反对不义之战的力量。相反，如果把他写成真的变得很积极这不仅显得很突然、很不合情理，而且直接与这一诗篇的主题思想相违背，就更不能容许了。像现在这样写，既能突出人物的个性，又能相反相成地借铤而走险的心理状态和行动表现，反衬出朝廷倒行逆施的决策，给有头脑、有正义感的役夫所带来的巨大的精神痛苦，既写活了人物，又表现了主题，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这无疑是难能可贵、值得很好学习的。

第三首通过途中一个生活细节的描写，反映这一役夫内心剧烈的矛盾和无比的痛苦。《陇头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磨刀”四句显然是从这首古代民歌中点化出来的。不过，同一般用典有所不同，必须考虑到那个不一定知道这古歌的抒情主人公——役夫，处在陇头“呜咽水”发出“断肠声”的境地，无须想到典故，就有可能见景生情，直接产生那种情绪上的波动。在“呜咽水”旁磨刀，只是想借此以转移注意力，摆脱因“断肠声”而勾引起的愁思。“水赤”才知“刃伤手”，岂不是磨刀割破了手一点也不觉得痛？可见注意力并未因此而转移，愁思并未因此而摆脱。“心绪乱已久”，真是没法使自己这颗乱糟糟的心安定下来啊！举重若轻，细微处见大手笔。“丈夫”四句是自我宽解的话。既已誓死报国，还有什么可愤惋的？可见愤惋太甚，终难释然；倒不是自己胸怀窄狭，许多问题实在令人想不通。横下一条心豁出命来干一场吧！要么成功，要么战死，倒也干脆。“图麒麟”谈何容易！“战骨当速朽”，死了朽了也就万事大吉了。“当”字下得沉痛。越宽解越愤惋，欲擒故纵，正意反出，用多变的手法写多变的情绪，绝妙。

第四首，描写在途中被徒长欺压和驱逼的情形。前已充分写出了这一役夫的有血性、有头脑，这样的人却受到愚蠢而蛮横的徒长的无理对待，就更觉难堪。不管是用积极还是消极的想法，他似乎多少已解决了一些思想问题，减轻了一些精神负担，如今面对这“被驱不异犬与鸡”的残酷现实，他又重新掉进了痛苦的深渊，更加思念起故乡的亲人来了。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刻划离别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刻划以身许国。

第五首，自叙跋涉万里初到军中的感叹：官兵对立，苦乐不均，身为奴仆，难树功勋。“军中”二句与高适《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二句的意思有所不同。后者指主将与士卒苦乐迥异，而前者则指下面部属、士卒之间存在着待遇不公、苦乐各别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而主将很难了解。言外之意是说所受之苦并非一般。《杜臆》说：“不曰为军士，而曰‘为奴仆’，盖军人以强弱相役，此正其所苦，而无从往诉于主将者，何时得树功勋而得舒其积愤也？胡骑之多如此，则树功正未易耳。此后皆到军苦境。”讲得极透彻。前思“图麒麟”，为排遣愁思，此盼“树功勋”，为摆脱苦境，处于不堪忍受的境地，聊作非分的妄想，表面上说的是役夫想邀功，实际上揭露的却是那权臣边将为邀功而发动的不义战争所带给役夫和人民的莫大苦难，文思如清溪，萦回转折，最后总流往主旨所趋的方向，可见诗人驾驭艺术本领的高强。

第六首，役夫诉说他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实际上是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明确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观点。这首诗很著名，“擒贼”句已成为成语。诗人对战争的看法和态度很正确。前四句很像是当时军中流行的作战歌诀，颇富韵致，酷似民间谣谚，是乐府本色，亦合抒情主人公口吻，同时饶有理趣，深得议论要领。后四句才道出赴边作战应有的终极目的。在人物性格、赴边经过得到充分展开以后，插入这一段议论，点醒主旨，显得比较自然。

第七首，写筑城戍守的艰苦和无时或释的思归之情。“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写苦寒奇警，读之感同身受，不寒而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亦写严寒，程度有别，稍有夸大，不违常情。从中可悟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分寸的掌握。开元末以来，屡筑军城防边。筑城往往会导致边境短暂的安定，所以役夫每当愁苦之极时，往往会渴望有朝一日结束战争筑城而还。《资治通鉴》载开元十六年（728）十二月丙寅敕：“长征兵无有还期，人情难堪；宜分五番，岁遣一番还家洗沐，五年酬勋五转。”连皇帝也公开承认征兵制度的不合理和边士卒永无还期的悲苦，可见问题的严重。初唐以来写征夫思妇题材的诗歌特盛，绝非偶然。皇帝偶发善心，颁布“德音”，规定得很具体很理想一年一换，轮番还家洗沐，但真要实行，谈何容易！这不过是故作姿态，价收买人心而已。从以后穷兵黩武、征募频繁的情况看，这道敕书中的许诺恐怕从未兑现过，而征兵制度之糟、戍边士卒之苦，就变本加厉、有过之无不及了。那么，役夫远戍，还家无期，只好仰望浮云，神驰故里，靠远望来排遣忧伤。

第八首，写役夫一战告捷，且虏其名王而归。末谓潜身行伍，仅获一胜，仍难出人头地。关于这两句的言外之意各家体会有所不同。王嗣奭说：“虏名王，授辕门，不以胜为功；盖其立志远大，必空漠南之庭而后快也。”此说与组诗“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主旨抵牾，不足取。杨伦以为“聊作妄想快意，亦正见当时主将无能如卫、霍辈者，不过徒残民命而已”，尤非。

第九首，以慨叹军中赏罚不明、众人争功而结束全篇。擒王之功不可谓不大了，有功者不言功，无功者竞邀赏，人心浇薄，公道何存？遇此等处，常人为之必大发议论，而杜甫却轻轻带过，只写役夫不忧自身的不荣显而忧四方的多故、中原的将乱，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人物性格的表现，深刻地揭示了穷兵黩武必会给国家带来致命危机的这一极富政治远见的主题思想。

这九首联章体的组诗，“借古题写时事，深悉人情，兼明大义”，通过叙事、抒情，采用了乐府诗特有的表现手法，成功塑造了役夫这一艺术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开天盛世”的黑暗面，主题鲜明，内容集中，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这组诗“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前后连贯，结构紧凑，浑然成为一个整体。组诗第一首是起，写出门应征，点题“出塞”，引出组诗主旨，以之为纲，统摄全篇。以后各首便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顺次写去，循序渐进，层次井然。第九首论功抒志；带有总结的性质，可为结。中间各首在围绕主题展开的同时，每首又各有重点。前四首写出征，重在写征人的留恋之情；后五首写赴军，重在写征人的以身许国。条理清晰，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诗人在情节的安排上亦前后照应，过渡自然。如第二首“骨肉恩岂断”承第一首“弃绝父母恩”；第八首“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呼应第六首“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就使九首如线贯珠，各首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不致分散。浦起龙说：“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足见这种连章体组诗也是杜甫的一大创造。

其次，以点来反映面。整组诗只集中描写了一个征夫的从军过程，但却反映了整个玄宗天宝末年的社会现实：“开边一何多”，这里有连续不断的黩武战争；“单于寇我垒”，也有敌人对唐王朝边境的侵扰。两种战争交替进行，性质是复杂的。诗中有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沉重灾难，也有封建军队中官兵不公的现实；既有军士对奴役压迫的不满和反抗，也有征人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既有征人戍边筑城的艰难困苦，也有士兵们的英勇作战。可谓这一时期的全景纪录。

第三，整组诗都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写，由征夫直接向读者诉说。这样寓主位于客位，可以畅所欲言地指斥时政。这正是用第一人称的自由方便处。此外，诗人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事，仿佛亲身经历一般，这就增加了真实感和亲切感，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第四，诗人善于抓住人物特征，着重人物的心理刻划，精心塑造了一个来自老百姓的淳厚朴实、勇敢善战的士兵的生动形象。诗人在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时，或通过人物行动的细节描写以突出他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第二首写这个征人冒险轻生、拚命练武的行动，就反衬出这个征人内心的苦闷和忧怨；第三首用磨刀伤手而自己不觉来刻划他“心绪乱已久”，内心烦乱不安的矛盾痛苦。这种用人物行动细节的描写来刻划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就使人物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避免了枯燥乏味的直接说教。或通过比兴手法来刻划人物的内心活动的变化，如第七首“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就将自己思念故乡、想念亲人的迫切心情托之“汉月”，寄之“浮云”，这就使人物复杂抽象的心理变化和感情特征具有可感性、形象性，使读者易于了解和接受。此外第八首描写这个征人对敌作战的英勇顽强，第九首写他对功赏的正确态度，虽着墨不多，但都形象逼真，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