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毯

《红线毯》一诗揭露了官府为了迎合皇帝不顾民众赋税负担的现实，表达了诗人绝进奉，救时弊的意愿。此诗题注“忧蚕桑之费也”表明其题旨是为忧虑蚕桑耗费之巨而作，因为红线毯是高档丝织品，织毯以茧丝为原料。全诗可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前五句，记叙用茧线织成红线毯的精工细作的过程。首句“红线毯”乃“首句标其目”（《新乐府序》）。以下四句诗人指出几个动词，准确、精炼地介绍了红线毯制作工艺的顺序：择（茧）——缫（线）——（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织（毯）。从中可见出“红线毯”与“蚕桑之费”的关系。第一部分叙述织毯工艺之复杂精细，虽平平道来。“不务文字奇”（《寄唐生》），但表现出织匠劳动的艰苦紧张，也含寓着诗人深切的同情。

第二部分从第六至第十四句，绘写已织就的红线毯的精美。先是表现红线毯面积之大：“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可”字极为传神，说明毯与宫殿地面大小正好吻合而铺满，足见地方官阿谀奉承之心计。“十丈余”之毯，可想而知需要耗费的蚕丝之多，化费织匠的劳动之大。诗人“忧蚕桑之费”的感情亦正见于此。

接着是突出红线毯质地的“温且柔”。地毯仅仅面积大而质地精并不足为奇，惟大而细方见其精美绝伦，也才显示出享用者之豪华奢侈，进而更突出“忧蚕桑之费”的题旨。“彩丝茸茸香拂拂”，从视觉与嗅觉两个角度描写红线毯的精致，这是第一层次。“丝茸茸”从视觉角度写其丝缕柔密；“香拂拂”从嗅觉方面写其染有香料所以随风吹拂散发出香气，极写其精美。“线软花虚不胜物”则主要从触觉角度表现其质地松软之美，这是第二层次。毯上织有花的图案，花织得虚空柔软，简直受不了任何“物”来压。但是这样精美之物却是专供美人歌舞践踏，以满足帝王声色之娱的，可见帝王们生活豪华奢侈之极。“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是写线毯绵软有弹性，足可使美人纤纤细足陷没于毯内，这是第三层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这第四层次是以其他毯衬此毯。太原毯、四川锦花褥都算各地名产，但与红线毯相比则不可同日而语：一则生涩而细毛僵硬，一则冰凉而质地单薄，根本比不上红线毯兼温暖与柔软之美。“年年十月来宣州”，第五层次笔锋一转，介绍红线毯之来历，它是每年十月由宣州（今安徽宣城）而来，从而把皇帝的享乐与地方官的进奉挂上钩，渐显题旨，使诗意深化。诗的第二部分极尽描写、衬托、对比等表现手法之能事，淋漓尽致地渲染出红线毯“温且柔”之精美，为下面讽刺、抨击地方官进奉之举埋下伏笔。

第三部分从第十五句至第十九句，抨击进奉者。前两部分写物（“红线毯”）乃是手段，抨击人（“宣州太守”）才是目的。诗人在把物之美写足之后，陡然将讽刺的锋芒直指“宣州太守”，可谓“其言直而切”（《新乐府序》），丝毫不委婉曲折。“宣州太守加样织”一句也属于“其事核而实”（《新乐府序》）。诗人此句原有注：“贞元中，宣州进开样加织毯。”可为证明。“开样加织”与“加样织”同义，都是指宣州太守在原已十分精美的红线毯上增添图样，加厚质地，锦上添花，以博取“龙颜大悦”；并且不知廉耻地自夸其“为臣能竭力”。但是“加样织”要增加多少“蚕桑之费”，却全然不顾。红线毯织作之艰难尚且不论，仅仅是呈奉入宫也要花费大量劳动。因为“线厚丝多卷不得”，竟需“百夫同担进宫中！”由宣州至京城长安路程何止千里，这沿途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又要使红线毯避免日晒雨淋，需要无数的艰辛操劳。诗至此表现出诗人愤恨填膺。

第四部分从第二十至二十四句，诗人的忧心忡忡已转化为满腔愤怒，并发展到不可遏止的程度。那股“惟歌生民病”的激情促使他几乎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厉声呵问，表现了为民请命而“不惧权豪怒”（《寄唐生》）的精神：“宣州太守知不知？”这不是一般的询问口吻，乃是一种反诘语气，是责问，是有力的抨击。他应该知道“一丈毯，千两丝”。“一”与“千”这两个悬殊数字的对比极有分量。“一丈毯”就需“千两丝”，可见“披香殿广十丈余”耗费的蚕丝之多。诗人内心痛苦而愤慨，以致不能不喊出更为震聋发聩的最后两句：“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这是控诉，是怒斥；锋芒毕露，无所畏惧。诗人以“人”与“地”相比照：地本不知寒，却为它铺满地毯；人需温暖却无衣裹体，正如《秦中吟·重赋》所描写的：“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但是地方官们“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诗人不能不厉声喝止：“少夺人衣作地衣！”这是“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的画龙点睛之笔，使全诗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是“忧蚕桑之费”题旨的灵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正因为诗人有如此真挚浓郁和强烈的感情，才引起读者心弦的共鸣。当然诗人揭露地方官之丑恶，暴露帝王生活之腐化，根本愿望还是补察时政，“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以改革政治，维护封建统治。

《红线毯》全诗写作上最大特点就是“质而径”“直而切”，或者说“意太切则言激”（《和答诗十首序》），语言质朴直率，感情激烈直露，记事直截了当，通俗易懂。诗人对此曾自评：“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与元九书》）。但此诗基本上是成功的。全诗形式也比较自由，“篇无定句，句无定字”（《新乐府序》），采用以七言为主，间以三言句，长短句配合协调，参差有致，“言”足可为“意”服务，如“一丈毯，千两丝”两个三言出语精炼、有力，对比鲜明，传神地表达出诗人愤慨之情。此外，全诗非一韵到底，而多处转韵，按诗意的层层递进而转韵，也清晰地表现了诗人感情的发展层次。这都有利于表现“风雅比兴”（《与元九书》）的讽谕内容，所谓“系于意不系于文”（《新乐府序》）是“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的生动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