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刘一丈书

这篇书信的主体部分是作者与刘一丈谈论“上下相孚”。本来，在刘一丈给宗臣的信中，是以“上下相孚，才德称位”相教诲的，宗臣在这个问题上深有感触，所以在复信中就专门论之。为了集中笔墨论“上下相孚”，所以他只用“才德不称，固自知之矣”。寥寥九个字，把“才德称位”问题轻轻带过，然后以“至于不孚之病，则尤不才为甚”二句转入论题，紧接着以“且今之所谓孚者何哉”句故意设问，于是转出大段文章。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采用正面说理的办法来说明“上下相孚”问题，而是塑造了一对“上下相孚”的典型，通过活灵活现的典型形象，揭示当时所谓“上下相孚”的真相，从而抨击了腐朽龌龊的封建官僚政治。其揭露的深度和鞭挞的力量，都较正面论说深刻、猛烈得多。

首先，作者具体而微地描绘了一个小官僚用灵魂和金钱向掌权的“相公”干谒拍马，从而获得“上下相孚”的全过程。从“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至“客请明日来”，是写这个小官僚的初次干谒。尽管他作尽媚态，吃尽苦头，从“日夕”而至“抵暮”，终于还是被赶了出来，干谒未成。“即明日又不敢不来”至“大喜，奔出”，写其再次干谒，喜获成功。从“马上遇所交识”至“此世所谓上下相孚也”，是写小官僚干谒成功之后的得意忘形，而大相公亦稍有“某也贤”的赞誉，于是乎实现了“上下相孚”，关系融洽了。

在这个全过程中，作者活现了两个卑鄙龌龊的人物形象。一是作为“客”的小官僚。作者写了他的两次干谒，从不同的角度透视了他的灵魂。初次干谒，他是“日夕策马候权者之门”——用“策马”表现其急于奔走权门；“门者故不入”，他便“甘言媚词作妇人状”，且“袖金以私之”，小官僚拍马谄媚的丑态，已露端倪。对“门者”尚且如此作态，对主人将会如何？果然，进门之后，自作卑贱，“立厩中仆马之间”，虽然“恶气袭衣袖，即饥寒毒热不可忍，不去也”，如此直至“抵暮”。作者就是这样把所要贬斥的人物放在这样肮脏的、常人不堪忍受的环境里，以审视其灵魂。至此，这个小官僚的奴颜媚骨已毕露无遗。但作者并未就此罢休，而是跌宕一笔，让“门者”把他赶了出来，于是乃有次日黎明的再次干谒。作者写这次干谒，也同样使用了夸张、讽刺的笔法，写他唯恐误了时间而夜不敢寐，“夜披衣坐，闻鸡鸣即起盥栉，走马抵门”。在受了“门者”的奚落之后，虽然心中“耻之”，但又“强忍而与言”，并再次用金钱买通了“门者”，这才得以“起而入之”。进门之后，仍然站在昨天站过的马厩中，等候召见。及至被召见，其丑态更接连而出：先是“惊走匍匐阶下”，接着是“再拜，故迟不起”，然后是“上所上寿金”，最后是“又再拜，又故迟不起，起则五六揖始出”，这样完成了进谒之礼，于是，“大喜，奔出”。出门之后，立即一反常态，狐假虎威，神气非凡起来：“马上遇所交识，即扬鞭语曰：‘适自相公家来，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厚我”叠用，其得意忘形之状，掬之可出。至此，则完成了对这个小官僚的形象刻画：为干谒权贵，寻找靠山，而急急遑遑，夜不成寐；及见权贵，巴结靠山，奴颜媚骨，狗彘不如；干谒成功，有了靠山，立即飞扬跋扈，炙手可热，令人“心畏”。作者刻画的另一形象便是作为权势代表的“相公”。刻画这一形象，虽着墨不多，但能切入骨髓。如作者写他接受“寿金”的情态：“起则上所上寿金，主者故不受，则固请；主者故固不受，则又固请。然后命吏纳之。”文字很少，却把这个大相公贪赃受贿而又故作清廉的神态活画了出来。“故”与“故固”是揭画皮的关键字眼，讽刺意味也极强；叠用“某也贤”，并在“某”与“贤”之间嵌一“也”字以舒缓语气，表现了大相公老气横秋、胸有城府的神态，与小官僚的“厚我厚我”急于炫鬻的小人口吻适成对比。除这一对形象之外，作者写到“门者”，只是稍稍带过，但其贪横、势利的丑态便神情毕肖。作者刻画人物的本领是高明的：取其神而遗其貌，抓住最能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行为、语言，寥寥数语，即可奏效。作者写下级小官僚对上级相公的干谒，取的时间是“日夕”和黎明。选取这两个时间干谒尚须有如此之等待，其他时间则可想而知；“相公倦，谢客矣”，不必理解为相公故意摆架子，而是实写相公接待事务之繁剧，亦可见干谒者之多；“饥寒毒热”四字，更包含了各种情况下的干谒活动；至于文中的一个小官僚和一个大相公，也只是各从其类中选取的典型而已。凡此，都可以看出本文的概括力。

再者，作者在以较多的篇幅绘声绘色地写完了“上下相孚”之后，转回笔墨，写了自己与“权门”、“长吏”的不相孚，展示了另一种形象性格。对同一个“权门”，作者的态度与前者完全相反：“自岁时伏腊一刺之外，即经年不往也。间道经其门，则亦掩耳闭目，跃马疾走过之，若有所追逐者。”即使长期“不见悦于长吏”，“仆则愈益不顾也”。这种刚正不阿，耻于干谒，不向权势豪门低头的骨气，与那些专事干谒求进的官僚适成对比。文章的批判力量，是非观念，正是蕴涵在这种对比之中。至此，作者把“上下相孚”与不“相孚”的真相实情已向刘一丈陈述清楚，而作者的立场、爱憎亦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正是权奸严嵩父子专权时期，一般士大夫阿谀逢迎，于谒求进，奔走于严氏之门。所以这篇书信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战斗意义，直接指斥了严氏父子专擅朝政、结党营私的罪行，相当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官僚集团内部的污浊与丑恶，对后世也有较高的认识价值。